在歷史研究中，一項新技術(shù)傳播的完整過程，除了有“傳入”，還應該有“接納”的一步，但在以往中國早期攝影史研究中，由于史料的不足，對攝影術(shù)從外國人向中國人傳播的具體過程往往一筆帶過，對于中國人自己如何認識、研習攝影技術(shù)，其實值得我們更多更細致地探討。山西大學的李豫先生于20世紀90代初發(fā)掘了清代晉籍藏書家楊尚文之子楊昉的筆記手稿《朗山雜記》，記載了他進行攝影實踐的內(nèi)容，但國內(nèi)攝影史的研究并未對這份史料給予足夠的關(guān)注。隨著近幾年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有更多的線索與楊昉的這份手稿聯(lián)系起來。綜合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中外史料，能看到清末身居北京的本土攝影愛好者如何進行攝影實踐，于故紙堆中慢慢顯現(xiàn)出來的一些楊昉的事跡，成為我們了解中國早期本土攝影活動的一個窗口。
楊昉：一位19世紀中國攝影師的學習與實踐
楊昉與家人于“云中之閣”合影，1871年， 約翰·湯姆遜 攝楊昉（1831—1894），字少初，號朗山，山西靈石張家莊人。其父楊尚文，字墨林，是清末著名藏書家，有《連筠簃叢書》存世。清末時其家族在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北京等地開設(shè)的票號和當鋪達一百余家，被稱為“當楊家” ，良好的經(jīng)濟基礎(chǔ)為他研習西方科技提供了條件。李豫先生說楊昉受教于其父為他聘請的洋教師，后來隨洋教師先后去了日本、英國、法國、德國考察。此說沒有旁證，可能是出于對楊昉遺物中“法國銀器”“德國顯微鏡”“英國紙”等的推測。 楊昉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以“附貢生”的身份報捐道銜，在兵部衙門任職，經(jīng)查《大清縉紳全書》，的確有楊昉的記錄，他在1856—1860年間擔任兵部衙門郎中，武庫司行走，屬額外司員。楊家在北京前門外有一所大宅名“蓮筠簃”，楊昉在這里交友、會客、從事他感興趣的科學實驗，等等。據(jù)其曾孫楊德裕撰文回憶，光緒六年（1880）楊昉攜家眷返回山西陽泉張家莊，連同他的書籍、攝影器材、煤氣設(shè)施等，“雇用數(shù)十峰駱駝運月余方畢” ，據(jù)說在他去世后，其子將他的照相機賣給靈石梁靜庵，后者開設(shè)了靈石第一家照相館。 19世紀六七十年代很多到過北京的外國人游記里都提到過這位愛攝影的“楊老爺”。英國外交官阿爾杰農(nóng)·米特福德（Algernon Mitford, 1837—1916）在1866年4月12日的家書中講述了他對楊昉家的拜訪：“楊老爺是位藍頂子的三品官員，在兵部任職，但他每年還會有1萬～1.2萬英鎊的私人收入……我在俄國使館與他相識，他邀請我們?nèi)ニ覅⒓又星锕?jié)的晚宴。他在外城有座大房子……有個房間的裝飾緊隨歐洲的時尚，另一個房間裝飾了很多把槍，還有望遠鏡、時鐘、氣壓計、溫度計等其他外國物品。他還有一間攝影棚……他還送給我們自拍的肖像。” 還提到他思想超前，像電報、鐵路這些朝廷大臣都感到頭疼的東西他卻很感興趣，甚至還想在北京和山東之間架條電報線，以便能隨時掌握自己在山東那邊生意的狀況。 楊昉站在自家的小玻璃屋前，1871年，約翰·湯姆遜 攝1870年11月9日，美國前國務卿威廉·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游覽北京期間受邀去楊昉家做客，他的養(yǎng)女奧利弗（Olive Risley Seward）在游記中寫道：“楊昉，是位開當鋪的‘紅頂’商人，是北京最富有的三個人之一，曾在上海接受教育，接觸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我們看到他的屋子里有化學藥瓶和照相器材……他很熟悉攝影，給我們看了他為妻子拍攝的照片。” 1871年8月，美國政治家、旅行家詹姆斯·布魯克（James Brook, 1810—1873）在他的家書中也提到訪問楊昉家，說“他也是一位攝影家，還向我們展示了為妻子拍攝的肖像”。 1871年英國攝影家、旅行家約翰·湯姆遜來到北京，也與楊昉結(jié)識。湯姆遜造訪楊昉的宅邸時拍攝了一組照片，還說到會再次拜訪楊昉，“教他怎樣用在北京能弄到的材料配制沖洗照片的藥水?！?nbsp;湯姆遜在楊昉家至少拍攝了7張照片，其中5張被選中印在湯姆遜1873—1874年于英國出版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4年，一支俄國考察隊從圣彼得堡出發(fā)前往中國考察茶葉產(chǎn)地，9月26日，隊醫(yī)皮亞賽特斯基（Pavel Piassetsky）拜訪了楊昉家，他在日記里寫道：“我在這兒結(jié)識了一位叫楊昉的中國人，一位各方面都很特別的人……他的家坐落在外城，距離使館不遠……他大約有五十歲，身材不高，很胖，有稀疏的小胡子……我們討論了科學、醫(yī)療、攝影和化學……他還說將來打算獲得北京獨家的煤氣供應權(quán)……此外他還有個攝影棚?！?nbsp;與皮亞賽特斯基一同訪問楊昉的還有隨隊攝影師鮑耶斯基（Adolf Erazmovich Boyarsky），他在探險隊回國出版的照片冊中，還收錄了兩張楊昉家女眷的肖像，這兩位婦人都是旗女打扮，坐在院子的小亭中。由以上外國人的記述可知，到1860年代中期，楊昉在北京的外國人圈子里已經(jīng)有相當?shù)拿麣?。在同時期的中文資料中也有一些相關(guān)的記述，從中可以窺見楊昉身邊的一些士紳文人對攝影的體驗和看法。刊刻于咸豐辛酉年（1861）馮志沂的詩集中有作于己未年（1859）的一首紀事詩《楊少初兵部以西法為余寫真，絕肖，賦謝》“明鏡肖物形，物過形亦渺。鏡影儻長存，丹青失其實。楊侯出新意，人力奪天巧。頤鎮(zhèn)具凹凸，須眉敵分杪。平生半面人，婦孺見能曉。神魂疑被攝，倘悅不自保。吁嗟技至此，相識悔不早。君看鏡中人，已非昔時好。更憂自茲去，愁病日衰老。慚負幻中真，我歔君絕倒?！?nbsp;馮詩中提到“神魂疑被攝，倘悅不自?！保瑩淖约旱幕昶潜徽障鄼C“攝”去，這代表了當時一部分中國人對攝影的態(tài)度。咸豐十一年（1861），何慶瀾也寫有一首記述楊昉攝影活動的詩，《少初五甥以西法為余傳小像因作長歌贈之》，“虛堂懸鏡遙相照，頃刻色像嵌玲瓏……余間相與消長晝，登樓每趁朝陽紅。仰度天光陳幾幔，俯窺地影辨西東。半方小柜支三足，一鑒圓光透幾重……毋敢妄動動輒咎，聞者唯唯謹奉從。鏡像一現(xiàn)留傳稿，片紙微教薄日烘……妙技為我一再試，晴曦朗朗猶當空，此技如值風雨晦冥則不可辨，安得魯陽揮戈術(shù)，長在光天化日中” 。著名畫家董壽平收藏有一張其曾祖父董文渙的肖像照，也是出自楊昉之手。董文渙（1833—1877），字堯章，號硯樵、研秋，山西洪洞杜戍東堡人。咸豐六年（1856）進士，歷官翰林院庶吉士、日講起居注、鞏秦階兵備道等職。他與楊尚文是同鄉(xiāng)且關(guān)系密切，在他的日記《硯樵山房日記》中記錄了同治十一年與楊昉的多次交往，在二月二十五日（1872年4月2日）的日記中還提到拜訪楊昉：“午刻，同澍田訪少初，用西洋法照小像。”
在董文渙的日記中還有楊昉為曾任禮部侍郎的周壽昌拍攝肖像的記錄：“（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八（1872年4月15日），晴……午刻荇老過，同訪少初照像。” 其中“荇老”即周壽昌。從以上文獻的記載來看，楊昉的攝影實踐主要在1859—1880年之間。楊昉身后留下一部名為《朗山雜記》的手稿，是他進行科學研究時的筆記，記載了配制攝影藥水、制作玻璃、做動物標本，甚至種菜、腌咸雞蛋的方法等內(nèi)容，其中27條與攝影直接相關(guān)。楊昉家的一位女眷與一個孩子合影，1871年，約翰·湯姆遜 攝筆記中與攝影有關(guān)的內(nèi)容一開始就提到德貞1873年出版的《脫影奇觀》，由此可知楊昉筆記中有關(guān)攝影的部分是他對之前十多年攝影經(jīng)驗的總結(jié)。此外還5次提到一個叫“翟多馬”的人，分別是“照字畫法帖加厚方”系“翟多馬傳”；“發(fā)現(xiàn)水方”是 “翟多馬在先之方，后又刊出一方寄來，另寄玻片一包囑咐當試之”；“做電氣罐內(nèi)炭精條之法” ，“屢詢之洋人，知之甚少，惟翟師謂系煤氣爐內(nèi)所結(jié)”；“翟多馬發(fā)現(xiàn)干玻片方”，“翟多馬”就是當時供職于大清海關(guān)，并在北京提供商業(yè)攝影服務的托馬斯·查爾德的中文名 ，楊昉尊稱其為“翟師”，可見在攝影及其他西方科技的應用方面查爾德給予了他很多指導和幫助。從目前發(fā)現(xiàn)的資料中還無法得知楊昉最初是通過什么途徑獲得了攝影方面的設(shè)備和技術(shù)，他可能在上海生活過，并在那里學會攝影，畢竟1850年代上海就已有商業(yè)攝影活動。到1870年代，楊昉已經(jīng)與在北京居住或途經(jīng)北京的外國攝影師有交往，從他的筆記和其他文獻中，可以窺見一些1870至1880年代北京攝影圈子里技術(shù)交流的情況。當時正是火棉膠濕版法流行，以及干版法開始出現(xiàn)的時期，所以與民國初年光社、黑白影社等業(yè)余攝影群體不同的是，諸如設(shè)備的品牌、規(guī)格、拍攝內(nèi)容、風格這些都還沒有進入楊昉與其他攝影師切磋的范圍，相互交流學習的重點還在影像的產(chǎn)生這一化學過程上。火棉膠濕版法在1851年公布后，很快成為攝影工藝的主流。德貞翻譯編輯的《脫影奇觀》刊印于1873年，在第一卷中介紹了感光的基本原理、銀版法之后，第二卷就詳細介紹了濕版法。楊昉顯然看過這本書，在筆記中表示書中介紹的方法已經(jīng)很詳細，只要按圖索驥就能成功。 但作為一個已經(jīng)有十多年攝影經(jīng)驗的人，他又說到書中介紹的方法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為玻璃正片或負片“上漆”的方法總是不理想，甚至從國外買了配置好的漆仍然不滿意，“照人影尚可用，照字帖則不佳之甚”。 其父楊尚文是著名藏書家，曾將藏書刊刻出版，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字畫法帖是楊昉較為重視的拍攝內(nèi)容。拍攝法帖不需要影像有太多層次，重要的是清晰且有較高的對比度，從工藝角度來看，所用的顯影、定影藥劑的成分、比例與拍攝人像和風景都不同，為此楊昉在與查爾德交流后自己對配方做了調(diào)整。查爾德提供給楊昉一個“照字畫法帖加厚方”，從化學原理上來說，就是要加入更多的鹵化銀，并還原出更多的銀單質(zhì)。其中一個重要步驟是將碘化鉀滴入氯化汞溶液生成碘化汞，關(guān)于這一步操作，楊昉在筆記中寫道 “以見稍紅色為合式”。碘化汞在常溫下即為紅色，也就是說可以通過顏色確定溶液中生成了碘化汞。由此可見當時的攝影愛好者鉆研的方向與后來大有不同，在攝影得以應用的最基礎(chǔ)的工藝層面上，楊昉有著較為深入的探索和實際操作經(jīng)驗。在《脫影奇觀》出版的1873年，歐洲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了干版法工藝，即以明膠代替火棉膠，感光劑以溴化銀為主要成分。采用溴化銀為感光劑可以大大縮短曝光時間，楊昉說：“其如炮響一聲之工夫即成”，而且室內(nèi)這種低亮度的環(huán)境也可以拍攝。 德貞雖然在書中提到了干版法，但沒有給出具體的制作方法，而楊昉在筆記中記錄了較為詳盡的制作過程，顯然是得自查爾德。查爾德兩次向楊昉提供干版玻璃底片的顯影配方，第一次的配方和德貞的第三個配方類似，只是進行了簡化和升級，用氨水替換了碳酸銨，且從三瓶組份簡化為兩瓶組份。第二次提供的配方再次簡化，既然配方中對顯影有益的主要是溴離子和銨離子，干脆直接加入溴化銨。而且在德貞的配方中都沒有中止顯影的操作，在楊昉自查爾德處學來的這個配方中，有用到白礬，即硫酸鋁溶液來中止顯影過程的步驟。楊昉的攝影作品存世極少，究其原因，一方面，從他的身份背景和時人的記載來看，他顯然只是一個業(yè)余攝影愛好者，拍攝的人像照片多贈與友人，不像當時的外國攝影師或照相館的商業(yè)作品，因為有規(guī)模不等的復制、公開發(fā)行售賣，大量流散之外也有一些能保存下來；此外，李豫先生在文中稱楊昉在北京、南京、山西拍攝了大量人物、靜物、風景、書畫照片，但“他的作品、著作、書籍大部分毀于“文革”中，包括外國友人在咸豐年間為楊昉創(chuàng)作的大型《楊昉》油畫，目前楊昉后人手中僅留存有兩張楊昉的照片，一為正面肖像，一為攝于同治七年（1868）的楊昉騎馬像”。楊昉留下的這份手稿，為研究19世紀中國的攝影愛好者如何進行攝影實踐提供了寶貴的素材。于今日的攝影史學者，可以從中窺見他對攝影的理解以及當時北京攝影圈中大家在技術(shù)層面的交流。對于楊昉，攝影只是化學知識在日常生活場景中的一種應用，是一種非常實用的記錄手段。通過對楊昉的研究也能發(fā)現(xiàn)在19世紀的中國，那些不把攝影直接作為謀利手段的本土攝影實踐者群體的一些共同特點。但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楊昉極可能是個特例，像他這樣非常富有、對新科技抱有極大熱情并樂于付諸實踐、有廣泛的外國人交友圈，更重要的是有非常開明的思想的人，在當時的中國可能鳳毛麟角。但無論如何，楊昉和他的手稿都是早期中國攝影史研究的重要對象。這一方面幫助我們看到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語境中，攝影除本身作為一種工具外如何作為一種社會實踐介入日常生活，并以此串聯(lián)起實踐者的文化觀念與政治經(jīng)濟條件；同時也幫助我們看到“觀看”作為一種文化活動是如何由技術(shù)的發(fā)展所改變，這種改變的發(fā)生又需要哪些必要的契機。歷史影像學者,長期從事中國老照片的研究和收藏，編譯有《1900,美國攝影師的中國照片日記》《中國與中國人影像》等書。本文首發(fā)于《中國攝影》雜志2023年7月刊“論談”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