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女攝影師，1933年出生于浙江奉化的曉莊以其1950－1980年代于江蘇拍攝的橫跨城市、農(nóng)村，工業(yè)、生活等豐富題材的照片聞名。在一次翻閱文獻的過程中，本刊編輯無意間發(fā)現(xiàn)，在作為攝影記者的曉莊大量圍繞宣傳工作拍攝的照片中，偶見一些有別于同時代典型攝影圖式的作品。這些作品并不執(zhí)著于制造完美的“宣傳”圖式，而是在拍攝中融入了攝影師本人的視角和痕跡，因此這些作品的畫面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美學基調(diào)中，通過構圖與時機的選擇，加入了客觀敘事的色彩。
為了理清這些作品與曉莊本人創(chuàng)作脈絡的關系，本刊編輯曾于2023年6月到2024年4月間三次到訪南京曉莊家中，查閱相關文獻、觀看曉莊并未公開發(fā)表的大量作品。在這一過程中，曉莊從其階級出身、接受教育、參加革命的經(jīng)歷，以及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工作變動等角度向我們完整地呈現(xiàn)了其在拍攝照片時的所思所想，以及對于現(xiàn)實、理想，記錄、虛構等觀念的理解。我們還注意到曉莊本人在硬盤中對照片的分類，其中有“工作照片”“雜圖”，同時平行的分類文件夾中還有“工業(yè)”“農(nóng)村”“游行”“革命”“風光”等，它們并未完全統(tǒng)攝在一個大的、公共性極強的時間線索或是地域線索之下，而是有著許多重復與細枝末節(jié)之處。這也代表著曉莊本人當下對于作品的理解并非基于某種單一的檔案秩序。
或許我們并不能以當代攝影“觀念先行”的視角去理解這一批老攝影家的工作方法，因為對于他們而言，大多數(shù)創(chuàng)作都是出于職業(yè)要求的命題作文而并非主觀興趣，其拍攝活動范圍與創(chuàng)作主題大多與純粹的藝術創(chuàng)作動機無關。所以如何將在典型的視覺圖式上嵌入的主題，與拍攝者被抑制但又暗含的個人視覺興趣相剝離，成為我們理解這一代攝影人獨特性與多元價值的關鍵。
基于此，本刊編輯試圖通過訪談為讀者提供曉莊個人的生活經(jīng)歷與工作語境，并借此提挈出攝影師個人實踐與社會條件的合作、矛盾與妥協(xié)。同時希望借助訪談展現(xiàn)曉莊更為私人的敘事視角，以微觀的事件展現(xiàn)出曉莊的性格與社會身份如何影響到她的拍攝工作。
對于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攝影工作者來說，拍攝的對象與記錄的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往往是他們評判一幅作品的關鍵，而非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但是，在當下，藝術家個人的、創(chuàng)造性的視角和表現(xiàn)已經(jīng)成為觀察和思考歷史的重要維度之一，也是考察視覺藝術演進的重要切入點。因此，在選取作品方面，從1950年代最早的創(chuàng)作開始，在呈現(xiàn)部分遵循職務創(chuàng)作要求拍攝的重要報道作品的同時，我們特意選取了許多并非圍繞重大歷史事件的創(chuàng)作結合展現(xiàn)。這樣的編輯方式也是期望對作者在作品中或顯或隱的主觀能動性有更加顯性的展現(xiàn)。
讓一個已近期頤的老攝影家進行梳理、回顧是困難的，更別說進行評價。這不僅是因為繁多的文獻與底片資料，更是因為復雜而又陷阱頗多的歷史線索、不同時代的文化導向，以及個人記憶的偏差和因此形成的刻板印象。好在曉莊本人仍思路嚴謹，記憶清晰，為我們的編輯工作提供了大量支持。我們希望通過較為全面的文獻敘述，重新挑選、編輯許多未曾公開的作品，為大家重新認識曉莊，重新理解、闡釋這位已經(jīng)被編入《女性攝影師的世界史》的中國攝影師提供更為寬闊的視野和空間。
——編者
南京市舉行鋼鐵誓師大會，女民兵游行隊伍，1958年 曉莊
[摘要]過往曉莊常以1950—1980年代于江蘇拍攝的題材豐富的新聞照片聞名。但在曉莊大量圍繞宣傳工作拍攝的照片中，也偶見一些有別于同時代典型攝影圖式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畫面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美學基調(diào)中，通過構圖與時機的選擇，加入了客觀敘事的色彩。本文試圖通過訪談與作品選編的形式呈現(xiàn)出其在拍攝照片時的所思所想，以及對于現(xiàn)實、理想，記錄、虛構等觀念的理解。通過更為私人的敘事視角，本文以微觀事件展現(xiàn)曉莊的性格與社會身份如何影響到曉莊的拍攝工作，同時以對應的圖像呈現(xiàn)曉莊如何將典型的視覺圖式與暗含的個人視覺興趣相結合，表現(xiàn)出曉莊作品的獨特性與這一歷史時期攝影作品中潛藏的多元價值。
[關鍵詞] 新聞攝影 女性 新華日報 新中國 江蘇
曉莊：眼前的一切
攝影／曉莊 采訪／陳秋
現(xiàn)在保存下的最早創(chuàng)作的照片是哪張？最早的就是我在部隊中拍的那些了。我記得是1950年的五四青年節(jié)，那年3月我加入了解放軍麓水報社。解放舟山的22軍當時舉行青年籃球比賽，報社領導給了我一部從國民黨部隊繳獲的德國蔡司依康照相機，這是一次很正式的拍攝任務。舟山解放后，駐守在島上的國民黨部隊大部分逃到了臺灣，只有些殘余部隊流竄在海面及小島上。為宣傳報道戰(zhàn)備情況，我奉命去海防前線攝影，我背著背包和相機，頂著狂風烈日，汗流浹背跑遍了海島部隊修筑工事的每個角落，拍下部隊在舟山修建碉堡，用炸藥爆破的場景，這些都是非常辛苦的差事。1951年華東軍區(qū)政治部給我記了三等功。
部隊舉行共青團員籃球比賽，1950年5月4日 曉莊
部隊戰(zhàn)士關心朝鮮戰(zhàn)場形勢，1950 年 曉莊
沒有，我沒學過美術。1949年3月，我正在杭州師范學校讀書，那時二姊田英早已參加了地下黨，我受她的影響投身革命，參加了浙東四明山區(qū)游擊縱隊。那年我才16歲，由于年齡太小，被安排在政治部文工隊，5月，解放大軍南下我正式入伍，在軍文工團工作；同月，舟山群島解放，22軍軍部進駐定海。我先后在軍報社和文化科從事攝影。當時攝影器材很少，相機和膠卷都是從敵人那兒繳獲來的，專職的攝影記者才有一臺專用相機。編輯、記者臨時有任務，才可借用一下那臺機動相機。但我有自知之明，部隊正在為解放舟山做準備，我初學攝影，又是女兵，根本不可能上前線，還是先安下心來好好學點攝影知識。不管怎么說學點技術總是好的，我就傻里傻氣地去報到。當時報社有個男攝影記者叫鄧守智，是照相館學徒出身。他搞暗房就憑經(jīng)驗，配藥水的時候沒有天平，他就東抓一點西抓一點，只靠手抓。沒有溫度計，就用手指測量水溫，準確與否，靠的都是感覺。于是我便從暗房起步，直到后來用上了一臺從師部上交的德國135徠卡相機，還用上了改裝后的電影膠片，也算是鳥槍換了炮，“子彈”也無須發(fā)愁了。我總想找機會去連隊拍照，可領導以女同志下連隊生活上不方便為理由，只讓我在軍部駐地拍些新聞照片。后來由于人手不夠，領導同意我下連隊攝影，就這樣我在部隊待了兩年多。
愛國衛(wèi)生運動中，南京市評事街小學生假日回校大掃除，1954年 曉莊
別說暗房這些技術條件，生活條件都很差。1950年初部隊駐扎在寧波郊區(qū)農(nóng)村，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燈。用小屋作暗房，黑布遮門，門窗縫隙糊上黑紙，把房間弄得暗暗的。再擺上一張八仙桌，池塘里舀點水，再等到天色發(fā)黑的時候，就可以沖照片了。光糊黑紙還不夠，八仙桌上要蒙著被子，人鉆到桌子底下去，這才動手。師傅教我用香煙的紅光看片子。我不會吸煙就讓外面的人先抽，等要用時，從被子縫里遞給我。后來我覺得這總麻煩別人，只好硬著頭皮抽，有時熏得眼淚都流出來，折騰得夠嗆。你剛剛提到當時部隊里女性不多，更不必說女攝影記者，當時你的處境如何？當下也有很多評論與學術梳理將你放在女性攝影師這一個視角中，你怎么看？我有幸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培養(yǎng)起來的第一批女攝影工作者。1950年代初，以攝影工作為職業(yè)的人屈指可數(shù)，其中女攝影記者更是鳳毛麟角。在一般人眼里，攝影記者這個行當，真可謂風光無限。但實際上無論從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的角度看，其強度都非常之大，身歷其境的人都會感到這是個苦差。那時整天忙于工作，很難做到家庭、工作兩不誤,至今我對子女仍有一種愧疚感。女攝影記者在1950年代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還要面對來自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的世俗觀念。那時，人們口頭上講男女平等，但實際上卻往往不能一視同仁。對于我來說，只要能夠拍到好照片，我根本不在乎別人異樣的目光。因為從拿起相機起，生性好強的我，就立志要像男同志一樣去工作，去經(jīng)受艱苦的鍛煉和磨礪。
南京市淮海幼兒園老師為幼兒剪指甲，1957年5月7日 曉莊
1952年5月，我調(diào)到華東軍區(qū)后勤部汽車31團政治處任青年干事。9月，《新華日報》由于攝影記者鄒健東調(diào)往北京新華社攝影部，能用的只有一個攝影記者，恰逢國慶節(jié)將至，報社需增加人手來完成報道任務，急需取得部隊的支持，于是向《華東戰(zhàn)士》畫報社要一名資深攝影記者,以加強報社攝影組。不知何故，部隊居然讓我去報社?？吹絹韴蟮降木共皇钱媹笊绲哪行詳z影人員，而是一個初出茅廬、涉世未深且沒有多少攝影經(jīng)驗的小丫頭，報社的同事感到十分驚訝。這雖然有悖于報社領導的初衷，但既然是部隊讓來的，也就只好接受了。于是1952年國慶節(jié)游行的整版畫刊，蘇北、蘇南人民行政公署和南京市人民政府相繼成立并合并，南京、蘇南、蘇北合并成立江蘇省人民政府，這些報道任務中絕大部分照片都是我拍攝的。
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王人三（左 2）、徐進（右 1）在南京大學工地勞動后和工人留影，1957 年 5 月 23 日 曉莊
在鹽城地委試驗田勞動的機關干部，1958年8月 曉莊
其實當時我在部隊做記者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他們說女同志在部隊也待不長的，所以當我轉業(yè)去報社時，我向組織上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改名，本來我名字叫莊冬鶯。我出生在冬天，名字的意思就是冬天多了個女孩。在部隊中我比較小，他們都叫我小莊，因為想要去掉這個重男輕女的痕跡，于是我在見報的照片和文稿中都用曉莊筆名，更何況我出身官僚地主家庭，這個筆名有些新意。組織上批準我把名字改了，我就拿著介紹信去報社報到。這個名字在我年輕時合適，但當我老了時就有“后遺癥”，年輕人怕對我不尊重不敢叫我，1992年夏天陳復禮先生和我在三峽攝影途中給我更名為曉老太，我也樂于接受了。不過可能因為我是女性，天然和很多采訪對象親近。因為在當時的氛圍下，特別是男性攝影記者拍一些女性時，她們都會含羞，躲得遠遠的，會不好意思。而我來她們都會打扮得很亮麗，不像是要去做農(nóng)活。另一方面我背著相機去農(nóng)村攝影時，經(jīng)常有種被人圍觀的感覺，而小孩子們則對我很好，會跟在后面一路叫喊“拍小照的來了”“有個女的會照相”。后來在《新華日報》，買攝影器材都要從國外進口，要用外匯。所以必須先是由報社打報告送到省里交省長批，手續(xù)很麻煩。其他人都不敢去找領導，就慫恿我這個小女孩去找省長。后來一次省長正在等候外賓，我利用這個機會向他訴苦，他當時就答應了。
南京市紫金山下軍民友誼水庫工地，1959年4月11日 曉莊
這些都是生活工作上的影響，是否有具體表現(xiàn)在照片中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性別，我更愿意到農(nóng)村去釆訪，城市里拍的東西，總是機器加人的老模式，我覺得無聊。農(nóng)村生活條件艱苦，女記者下鄉(xiāng)采訪，連簡單的吃飯住宿也常常充滿挑戰(zhàn)。但自然環(huán)境比較好，民風也更淳樸，能夠有多一些自由處理的空間。比如說我的代表作《踏碎銀波》，這張照片拍攝的背景是1962年，在度過三年困難時期之后，工農(nóng)業(yè)開始發(fā)展，我去高淳農(nóng)村采訪報道當?shù)馗睒I(yè)生產(chǎn)的特色產(chǎn)品羽毛扇。采訪中我在固城湖邊看到許多大白鵝在岸上。我發(fā)現(xiàn)每當有人靠近時它們都會嚇得飛起來。因為當時我用的是祿來相機加上標準鏡頭，只好靠近拍。我悄悄地走近鵝群用腳一蹬，把鵝給驚了，幾只鵝飛起來了，我趕緊抓拍。這也是因為一般牧鵝的鏡頭我那時已經(jīng)拍膩了。后來照片在第六屆全國攝影藝術展覽上展出，也被《中國攝影》1963年第1期和《人民畫報》1963年第5期封二刊用，還收入《中國攝影五十年》畫冊。蘇州工藝美術研究所也曾制成繡品贈送外賓。
1959年4月24日，渡江勝利紀念碑奠基典禮，建成于1979年4月。紀念碑位于江蘇省南京市鼓樓區(qū)熱河路廣場中心。建成后碑座正面鐫刻鄧小平手書“渡江勝利紀念碑”，背面鐫刻毛澤東手跡《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當時給《踏碎銀波》取名字時犯了難。我就想到兩個字“驚鵝”，就是把鵝驚了。這個標題顯然太差。其實在部隊的時候我還是個小知識分子，因為我書讀到了高二，而部隊大部分則都是“文盲”。到了報社就不一樣了，報社里有很多民國時期的老報人，水平很高。我正在為命題發(fā)愁的時候，當天值夜班的報社領導高斯來攝影組，高斯是新四軍老報人,不僅文筆好,而且學識豐富。他看了照片后即興給照片取名“踏碎銀波”，一下子就賦予作品新意涵。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在報社辦公大樓貼大字報，高斯因為為這幅作品命題被說成“欣賞封資修作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證。在那個年代記者只能拍一些高舉紅寶書、呼口號，所謂“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照片，稍不留神就會有人給你上綱上線。盡管對這些動物攝影小品，我打心眼里喜歡，可總擔心害怕。拍了《踏碎銀波》之后，我對雞鴨鵝一直感興趣，“四人幫”粉碎后，我拍了《生機勃勃》，在粉碎“四人幫”以后的1977年全國影展上獲優(yōu)秀作品獎，并到美國、朝鮮、比利時展出，也入選了《中國攝影三十年攝影藝術作品集》。我喜歡拍這些玩意兒，反映新氣象，對那種命題作文的新聞攝影真的沒興趣。
無錫市申新紡織廠的工人們來到太湖邊盡情地歡談歌唱，1957年4月 曉莊
南京市群眾集會反對美國干涉朝鮮內(nèi)政，支持南朝鮮人民愛國正義斗爭，留學生也參加游行，1958 年 曉莊
三、被需要和被選擇的攝影
在當時拍照限制太多，可能不僅是畫面形式或者主題上的，作為攝影記者在日常的行動上就受制約，這也常常會和你的想法相悖吧？
記得1952年9月去報社后第一次采訪就出洋相，結果被省公安廳的人把照相機扣起來。那次是一個從蘇聯(lián)來的麻類種植專家到南京的燕子磯與我們這邊的“土專家”交流經(jīng)驗。文字記者給我打了一個電話也沒細講，只告訴在什么地方讓我去看看。
當時對外賓采訪有很多很嚴格的手續(xù)，不是自己單獨就能去的。所以我去了以后就在麻田邊等待拍攝時機。當他們到達時，我把相機拿起取景，公安人員就沖了上來一把抓住我，問我在這干什么，是哪個單位的。因為相機當時也是非常敏感的，他們不曉得哪里跑來一個小丫頭。我說我是《新華日報》的，他不相信，說報社的記者他都認識，要把我的膠卷收走、曝光,當時我就和他們吵了起來，最后電話打到報社核實才作罷。事后這件事還在公安人員內(nèi)部傳開了，說報社新來了一個會拍照又會吵架的小女孩。
誤會消除后，他們對我就很客氣了。但他們講我一點規(guī)矩都不懂，因為我穿的是部隊制服的裙子，沒注意儀表形象，對涉外活動一無所知。但對我來說，因為當時衣服穿得稍微講究點就會被人指責，再加上經(jīng)濟條件不允許，外事活動我都只能借同事衣服穿。直到后來1956年我愛人的部隊改為薪金制后，我才去南京有名的服裝店做了兩套西服，采訪外賓時穿。
吳江縣震澤公社縣委萬斤試驗田豐收，1959年 曉莊
我同時也很感興趣的是當時的你拍攝了很多像收音機、電視機之類的物件。很多工人學生整齊地圍在這些“技術”產(chǎn)品周圍，這對于當代的媒介研究與社會研究都很有參考價值，也能引發(fā)當下很多流行的研究話題。只是那些無線電廠、電子管廠是重點宣傳單位罷了，我經(jīng)常接到任務過去。
南京電子管廠，工人看電視，1967 年 曉莊
那個時代的社會活動與攝影有著極強的關聯(lián)。是啊，拍什么，怎么拍，都和需求有關，但又受到具體條件限制。1968年底，南京長江大橋通車前，我正在“斗私批修”學習班接受教育?！缎氯A日報》要出一版大橋通車的畫刊，軍代表把我從學習班上緊急召回，要我立即去大橋工地，一邊完成拍攝任務，一邊吃住在工地向工人階級學習。能出來拍照我很興奮，因為從學習班出來后要好好“表現(xiàn)”一下。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去表現(xiàn)長江大橋宏偉的全貌。因為祿來相機只有一個標準鏡頭，要在畫面上完整地表現(xiàn)公路橋、鐵路橋、江面上的輪船，讓這些場景都同時出現(xiàn)在一個畫面中，難度很大。按照以往的經(jīng)驗，只有靠照片拼接的方法才能完成。我計劃拍攝三張接片，在橋頭堡頂上可以俯拍浩浩蕩蕩掛著毛主席巨幅畫像的車隊通過公路橋，另外再分別拍攝江面上的輪船和在鐵路橋上奔馳的火車。大橋通車慶典的預演，是我找到了南橋頭堡這個拍攝點，我在大橋呆了一個月，為拍這張照片差一點掉進長江。
南京長江大橋通車，1968 年 12 月 曉莊
你在工作中有沒有出過什么岔子？特別是在這種高度緊張的“任務”般的工作中。有的，我經(jīng)常和人說起這件事，1953年元旦江蘇省人民政府成立，我和華谷平去采訪。我?guī)еo相機和單次閃光燈負責拍一些人物特寫和臺上講話，他帶著林哈夫的大機子負責拍攝會場，當時的報道也大多是這樣組合。我當時不停地拍攝，突然聽到一聲響亮的爆炸聲，鎂粉從爆裂的閃光燈泡里撒了出來，原來會場上還有一位陌生人也拿著照相機，事后才知道他是省外辦的章石羽，用的國產(chǎn)閃光燈炸了。出席會議代表們都不知閃光燈為何物，所以現(xiàn)場引起了不小的騷亂。畢竟南京剛解放不久，傳說美蔣時常派遣特務。我和章石羽很快就被找去問話，非常緊張。后來報道任務還是要完成，但不允許我們用閃光燈了，我就和工作人員說你們得把窗簾拉開，不然沒有光。所以在后來見報的照片中，有不少我都是用F/2光圈和1/15秒的快門在昏暗的光線下拍攝的。后來我們用上了“小白朗”和德國產(chǎn)的170閃光燈，1980年代又換上了日本產(chǎn)的森派克，工作效率都高多了。有時完成任務你還得知道一些小竅門，比如要在大會堂拍攝頒獎，特別是那時都是黑白照片，有時候頒獎用的綢布一面紅一面白，很容易就拍成“白旗”。雖然有時可以后期刷點東西調(diào)整，但是最好是讓頒獎領導稍微注意下，把布翻過來拍攝。
江蘇省新沂縣炮車人民公社擴大山竽種植面積，社員邊插秧邊澆水，力爭山芋豐收。1960 年 3 月 曉莊
高呼反美口號的南京工學院女民兵，1960年 曉莊
連云港云臺山風光，1962 年 曉莊
常熟縣（現(xiàn)江蘇省常熟市）莘莊公社技術人員正在誘螟蟲，1965 年 曉莊
和現(xiàn)在不講究“器材”“技術”，而是更強調(diào)“觀念”的藝術創(chuàng)作相比，當時的攝影師還是十分講究拍攝中的基本技術與器材的選擇。是的。1956年秋天，印尼蘇加諾總統(tǒng)在陳毅副總理陪同下訪問南京。晚上宴請后，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的歡迎晚會。貴賓們到達前，會場內(nèi)已座無虛席。作為攝影記者的我提前進入會場，想找一個最佳拍攝點，選中了前排邊靠通道的座位，想站在那里拍，角度高一些。誰知事與愿違，貴賓們一進入會場，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人們紛紛站起來熱烈鼓掌歡迎，還有一大批公安人員前呼后擁，我很快就被淹沒在人流中，不知所措。擠又擠不進去，喊叫也沒有用，正當我束手無策的時候，猛然間見到印尼來的記者，他快步走向樂池旁，單手握著相機，從人墻的縫里把手伸過去，閃光燈隨即亮了起來，拍攝對象就是剛剛在前排就座的蘇加諾總統(tǒng)。他用的是135相機，還有一個很小巧的萬次閃光燈，我從未見過。對他如此快速地抓取鏡頭，我很迷惑不解，沒有用取景框，能把人物準確無誤地照進去嗎？看他的架勢似乎只是憑手的感覺在拍照，直到現(xiàn)在我也認為那是一個謎，究竟有沒有拍到照片只有他自己本人知道。但在當時我還是非常欽佩他的本事，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他那樣的基本功，不看取景框也能拍到所需的照片。祿來相機是雙鏡頭反光式，角度不夠高時，可把相機倒舉在頭頂上，通過反光玻璃取景，畫面很清楚。所以不用取景框拍照，簡直不可思議。而印尼記者的表現(xiàn)也促使我想找個機會試一試。第二天上午，蘇加諾總統(tǒng)乘火車去上海參觀訪問，按照常規(guī)我先拍一張省市領導去送行和貴賓一起步入車站的照片，旁邊是手持鮮花歡送的人群，準備發(fā)稿用。另外，再拍一些諸如握手告別之類的鏡頭供選用。等貴賓們上了火車揮手告別時，我突然想起這是個機會，體會一下不用取景框照相的感覺，看看效果到底如何。我高高地舉起了手中的相機，也不看取景框，對著歡送的人群就按下了快門。待膠卷沖洗后，哪兒有什么人的影子，只有即將開動的一節(jié)節(jié)車廂。用這種方法拍攝實在太玄了，一點把握都沒有，看來還是得老老實實地用取景框才行，在以后的攝影實踐中，我再也沒有使用過這種“高超”的拍攝方法。這些對技術與器材的選擇也是受到當時的物質條件與對攝影的文化需求的共同限制。確實是這兩方面的共同限制。從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江南農(nóng)村，從未到過煤礦。1953年秋天，報社領導讓我去徐州賈汪煤礦采訪，在此之前我對煤礦一點兒感性認識也沒有。在井下攝影，漆黑一片，首先是照相用的光源就成了難題。我當時帶著的是單次閃光燈，錫紙泡很不安全，極易引起瓦斯爆炸，所以在礦區(qū)是禁用的。陪同我的徐州礦務局宣傳處干部劉鳳亭告訴我，他們用碘鎢燈作照明，無奈我只好借用他的碘鎢燈。其實用碘鎢燈也有一定的危險，長長的電線受潮、漏電同樣會造成事故。由于那時還沒有高速膠卷可以使用，也沒有安全小巧的萬次閃光燈，但為了拍出工人們那種積極工作的場景，除了冒險用碘鎢燈外，別無選擇。
南京市舉辦群眾歌詠會紀念12.9運動 ，1963年 曉莊
城市里的大游行一直是你廣為人知的創(chuàng)作主題，而宏大的場景本身也十分吸引人眼球。拍這些照片時有什么特別的方式或心理活動？那時聽到外面敲鑼，人們就開始出門。中山路改名成了人民路，鼓樓廣場改名成了人民廣場，玄武公園改名成了人民公園，勝利電影院更名為人民電影院等，這些變化拍照都能記錄下來。因為有可見的事實作為依據(jù)。那時候大家很信任攝影，但往往事與愿違。有時候我出去拍照，感到氣氛過于熱烈，我都會離得遠一點，可能是因為這樣我才有了很多大場景的接片。有的照片中人山人海，也許在哪一排的人群中能看到我兒子，學校常常組織他們上街游行，我都拍了下來。1964年8月10日，南京市在新街口廣場召開萬人抗美援越大會，聲援越南人民抗擊美國侵略、保衛(wèi)祖國的正義斗爭。廣場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如何通過圖片宣傳來表明南京市人民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正義斗爭的態(tài)度是我當時面臨的問題。我在會場周圍轉來轉去，很難找到理想的拍攝角度。我們在廣場上架了高梯子，但也只能拍些人們高舉毛澤東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畫像、打著旗幟和標語、高呼口號的游行照片，無法反映這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集會。我想，只有利用廣場旁中國銀行大樓的樓頂了。以前我曾在樓頂上拍過節(jié)日群眾游行隊伍，三張接片就可以了，而這次再用三張接片也包容不了那么多群眾，我考慮再三，決定拍六張試試看。祿來相機方形磨砂玻璃取景器內(nèi)有水平線，我按水平線取景，在現(xiàn)場上下左右移動，果斷地拍了六張。這是我攝影生涯中創(chuàng)紀錄的接片，放大拼接以后，《新華日報》8月11日在第一版的顯著位置刊登了這幅照片。你拍的那些事件、場景大多看上去廣闊，畫面構圖激進的近景并不多。我很多時候同一個場景也會拍好幾張，往往我會覺得畫面中那些人物閉著眼睛的瞬間，比眼睛睜開的所謂“好照片”更好，或許是這種選片給你帶來了一些感受。另一方面，很多照片拍了，但有些也不大敢去拍，因為擔心會給別有用心的人抓辮子。即使有時忍不住拍了幾張也要上交。以前交上去的照片我曾去找過報社有關人員，他們說工宣隊進駐報社后全給燒了。其實我曾經(jīng)也拍過很多有暴力、有痛苦、有災難的照片，只是未能留存。是我自己做的。最早是一個之前在中央通訊社工作的暗房師傅教我。不過有些后期調(diào)整很麻煩的也有美術組的同事幫我。有一次我去拍1959江蘇省科學技術協(xié)會成立大會會場，一般拍接片我會先拍攝中間的畫面，再拍兩邊。但那一次我把閃光燈使用程序弄錯了，中間的畫面因為臺上有強光燈照射畫面基本清楚，但四周的場景就欠光照?；厝ヒ院?，暗房師傅一看不行，我們便找到美術組。當時攝影組和美術組是一起辦公，我們一些照片經(jīng)常請美術組的畫家?guī)兔π拚幌?。特別是拍攝會場上一些反光的紅底金字的橫幅，或者多張接片等。這次我拿著相片找到畫家柯明，他用筆蘸著墨水一點點將人物背影加深，再用灰色將輪廓勾出，所以那張照片最后上面參會的人都和火柴棒似的排列整齊。好在當時印刷條件差，新聞紙質量也低，最后蒙混過關。
江蘇省啟東縣組織人力興修農(nóng)田水利工程 ，1969年 曉莊
除了城市里的這些場面，你也拍攝了大量鄉(xiāng)村的集體活動。特別是那些寬幅照片相比于同時代許多單張的“擺拍”作品，并不是簡單的對某次活動的宣傳或是氛圍的渲染，而更像是一種置身事外的記錄。農(nóng)村拍攝的那些照片大多有關水利工程，有時候收稻子的場景我也拍些接片。因為那些場景往往范圍太大，我的祿來相機一張完全拍不下。例如堆放在火車站邊成百上千噸的糧食，我覺得單張起不到宣傳的效果，所以就會多拍幾張接在一起。再一個就是當時都是人民公社，大家一起集體勞動，我覺得就拍幾個人做“代表”有點太少，不全面。當然這或許和當時我的膠卷很充足也有關。如果這些照片能配合文字把報道的意思表達清楚，一般這些接片也都會被刊登。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大部分畫面沒有人的照片都是不讓發(fā)表的？是的，包括《踏碎銀波》《朝霞中社員出工》《波光帆影》，都曾由于過于唯美，不敢發(fā)稿。1950—1970年代期間你的作品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題材都很豐富，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照片好像不多。1970到1980年代我到南通去了，很多照片后來都沒拿回南京。我在南通拍工廠女工花了很多工夫，但是都沒有選。并不是這些不好，只是因為我覺得那些照片沒有太多令人眼前一亮的東西，那個年代很多人也都這么規(guī)矩地按照范式拍，還是屬于在你的工作范圍內(nèi)。不知道這和你當時的心態(tài)有沒有關系。
連云港花果山水簾洞，1962年 曉莊
辛亥革命50周年，江蘇省南京市領導去中山陵謁陵，1962年 曉莊
這些照片是如何保管的，這么大量的資料應該會有所取舍，標準是什么？1950年代初期報社有專人管理資料，每次我們采訪回來，都要整理資料，在底片的口袋上寫好詳細的文字說明，這些簡短的文字為照片的新聞價值和歷史價值提供了充分的依據(jù)。有的很詳細，地點、內(nèi)容、時間一樣不缺；而有的是從備用片中選的，就只有籠統(tǒng)的時間和地點了?，F(xiàn)在看來，拍攝后寫一個簡短說明舉手之勞卻又多么重要，有些沒有好好寫說明的底片，時間久了，連自己都分辨不清，只能算是一堆廢片，很可惜。到了1960年代，所有資料只是兼職管理，總算還留下了一部分。但“文化大革命”期間，資料根本就無人管。1970年初，我下放南通離開報社的時候，所有照片底片都留存在攝影組的資料柜里。當時對新聞照片的新聞價值和歷史價值認識是模糊的，沒有從新聞攝影之所以能夠在今天是新聞，而明天就將成為歷史形象的高度上去認識。我只帶走了一小部分自認為可以當成藝術作品的新聞照片，對絕大多數(shù)新聞題材的底片，卻沒有引起重視。1980年3月我重返南京時，曾抽空去報社看了一下，發(fā)現(xiàn)資料柜里我當時拍的資料底片已落滿灰塵，經(jīng)過多次尋找，才找到一部分零星底片，而大部分彌足珍貴的歷史底片，在攝影組搬家的過程中很難找到了。但最終還算幸運，2004年3月在《新華日報》攝影組老同事陳哲、王廣林的幫助支持下，在廢紙箱里陸續(xù)找到了近萬張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拍攝的底片。底片袋上擦去灰塵，隱約看到自己當年稚拙的筆體，多么熟悉的文字，在塵封近半個世紀之后終于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南京市民兵游行，1966 年 曉莊
南京市知青下放農(nóng)村時和親友告別，1969 年 曉莊五、我只是想告訴后人，我們這一代人的攝影之路是怎么走過來的從南通回南京回后，生活有什么變化。我在你的硬盤里看到一組航拍南京的彩色反轉片，那個年代這樣的照片不多，這是在什么契機下拍的？是1980年代我在出版社的時候拍的。我愛人1978年從部隊轉業(yè)回南京后我才得以從南通調(diào)回南京。我覺得好像我不適合在那里干這種“擺擺弄弄”的攝影工作，跟在文字記者后頭，我真的興趣不大。同時很多想要拍的東西我也不敢發(fā)，萬一畫面里拍下的人有問題我就倒霉了。做記者工作，拍攝的人物都是要審查的。所以拍拍風景，也沒人在意。南京這組航拍創(chuàng)作起因是出版社需要一些南京風光照用于出版年畫、掛歷、明信片等，而只有通過航拍才能拍出中山陵等景點的氣魄。從1949年解放到1980年代，南京市的市容市貌沒有太多變化，直到新街口高達37層的金陵飯店建成，南京開始了建設熱潮，在我航拍中曾經(jīng)孤獨的金陵飯店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淹沒在樓群中了，更不必說當時我有一些私心，想通過航拍留下來的那些老南京民國時期的建筑。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江蘇人民出版社還干了兩件大事，一是1980年創(chuàng)辦《光與影》，這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本省級單位創(chuàng)辦的全國性攝影雜志，雜志名字是我取的。和我的攝影觀念有關，我希望攝影是唯美的、紀實的，照片能夠拍得耐看點，讀者能喜歡一些。我借助這個雜志也了解和學習了大量海內(nèi)外的藝術攝影創(chuàng)作者的作品，開闊了眼界，結交了不少攝影界的老中青朋友，也為我后來編輯大型攝影畫冊《中國三峽》提供了優(yōu)秀的攝影師。我作為《光與影》主編利用外出組稿和影賽評委的機會，能出去見識外面的世界?？梢宰灾髋臄z我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用相機去記錄生活，記錄時代的點點滴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同時我也拍攝了許多有關長江和大運河的照片。1994年4月，我正式離休。1992年我策劃、編輯了大型攝影畫冊《中國三峽》，花甲之年的我竟然也有干勁三上三峽組稿、攝影。任務是很艱巨的，但我從未退縮過。只是湖北、重慶等地每次吃飯都有辣椒，讓我吃了不少苦頭。1995年《中國三峽》大畫冊也獲得了第二屆“國家圖書獎”。為了整理作品，我從2000年開始學習使用電腦。人老了真笨，好在我的電腦老師張成軍二十余年來一直是我的堅強后盾。我在整理這些殘存的底片中，仍可以看出當年的若干歷史面貌。事隔70年后，我留存的那些底片，都成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新聞現(xiàn)場的歷史實錄，2003年出版的《瞬間的回憶》這本畫冊里我也選用了一點。為求照片的準確性，我還去《新華日報》資料室翻閱了當年的報紙上發(fā)表的照片。這些照片雖僅一鱗半爪，但卻是時代的、歷史的瞬間實錄，具有現(xiàn)實性與真實性。它可以讓人們記住在中國大地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那些往事，更加珍惜今天美好的生活。對我個人而言，取得的點滴成績都是攝影帶給我的，而當我遭受挫折和痛苦的時候，也是攝影帶給我希望和力量。只有當我與相機為伴時，我才覺得自己的心態(tài)依然年輕。和我同時代的攝影者，可能都會有一點和我相類似的攝影經(jīng)歷。這些陳年往事，已成了我的懷舊情結。每當我回憶往事時，內(nèi)心總是久久不能平靜，我把它說出來、寫出來，只是想告訴后人，我們這一代人的攝影之路是怎么走過來的。
《光與影》在當時的影響力不僅限于攝影界，特別是在1998年改版兩年后就迅速?？诋敃r全國的出版界都引起了不小的討論。你作為這本雜志的創(chuàng)辦者能不能從你的視角談談這段歷史。1980年3月我調(diào)至江蘇人民出版社任攝影組長，當時交給我的任務是籌辦恢復《江蘇畫報》，作為一個之前一直在拍小照，從未當過領導的人，我當時真不知該怎么辦。一是難以勝任，二是擔心畫報是否能很好地作為黨的喉舌，配合當時政治運動進行宣傳的任務。因為當時的畫報沒有太多時效性，恐怕也很快會退出歷史舞臺。出版社的美編室率先辦了一份《江蘇畫刊》，在全國美術界頗有影響，受其啟發(fā)，我也萌動了想辦一本立足江蘇、面向全國的攝影雜志。我的設想得到了領導和攝影界的支持。于是在時任社長高斯的大力支持下，以不辦畫報的代價，創(chuàng)辦了《光與影》，開創(chuàng)了省級辦全國性攝影刊物的先例。而當時，全國沒有畫報的也就只有江蘇和西藏了。我在1994年離休前也曾物色過我的接班人，希望能有一個攝影人出身，有才能、會經(jīng)營的辦刊人。但我沒有話語權，后來辦刊的人為了經(jīng)濟效益，在雜志嚴重虧本的情況下，參考美國《生活》等雜志，改版尋求新的發(fā)展，但改版后卻失去了一大批攝影讀者。市場是無情的，出版社又不重視，只能停刊。就是單純覺得美，不過現(xiàn)在我去公園都不拍風景了，因為我覺得現(xiàn)在風景沒有1980年代我用彩色反轉片拍出來的那些好看。以前都是公家配，現(xiàn)在都是自己買，所以器材條件也“差”，用上了數(shù)碼相機后我反而就拍人。以前拍照有人給你組織人物、擺放道具、安排場景，甚至上大吊車，現(xiàn)在都只能自己抓拍了，如何面對這種差異？以前被拍的人們覺得光榮，現(xiàn)在是給錢別人才讓你拍。1996年 11 月 26日，我在古鎮(zhèn)周莊參加攝影活動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使我跌入人生的低谷。我不幸被摩托車撞了，腿腳傷得很嚴重，在床上躺了一年多，醫(yī)生告訴我以后再也別想下樓了。我想我這輩子可能都是傷病員了，還能干點什么？在我遭受挫折和痛苦的時候，也是攝影帶給我希望和力量。治療休養(yǎng)了一年多后，1998 年的夏天，我終于能拄拐下地。車禍之后，一向好動的我迫使自己安下心來整理過去的底片。梳理了自己的新聞攝影生涯：從抗美援朝、互助組、農(nóng)業(yè)合作化、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知青下鄉(xiāng)到干部下放以及“文化大革命”等。1970 年代在南通，1980年代至今一直在南京，我都不會放過每次攝影機會，所以現(xiàn)在還能拍照其實是一種幸運。腿腳不行需要坐著輪椅偶爾去家門口的公園轉轉，主要拍拍公園的新景象和人們的生活。也積累了眾多反映改革開放新氣象的照片。1999年腿腳恢復得稍好些，我又忙里偷閑想外出攝影，想完成我以前那些拍攝的重點題材。在整理老照片同時，我先后 4 次去到淮安三河閘，又找到了之前拍的照片里鹽城建湖縣互助組查金秀一家當年春節(jié)試穿新衣的兒童；在杭州影友陪同下，回到了舟山群島我曾經(jīng)當過兵的地方；在太倉找到了“文革”時期太倉縣洪涇大隊在田頭學語錄的紅衛(wèi)兵；還在南通見到了當年在公園舞臺上，演唱《紅燈記》的小紅花演員李仲慧。在各地影友的邀請下，我先后在奉化、張家港、南通、鎮(zhèn)江、杭州、舟山、無錫、南京、太倉等地，為他們講老照片的故亊。車禍后我忙著整理底片，先后出版6 本圖文集，辦了 4 次攝影展覽，時間在繁忙的工作中過去了，我竟意外地活到了 91歲，我終于相信禍福相倚的事。
古林公園春游，2024 年 4 月 18 日 曉莊
我看您最近拍的照片尤其注意人們的表情和各處的標語？因為人的表情比公園的牡丹重要（笑）。其實很多人在公園里拍照是在破壞（環(huán)境），為了達到目的到處摘花折草。其實這些“大爺”“大媽”也是我年輕時那些拍攝對象的同齡人。我現(xiàn)在坐著輪椅拍，站不起來，也只能拍到這些。我不喜歡無人機，構圖變得太容易了。說實話，我現(xiàn)在照相條件還沒以前好，現(xiàn)在照相機都是自己花錢買。人貴有自知之明，不要老是簡單地拔高自己，各有各的長處。本文經(jīng)由被采訪人修訂，發(fā)表于《中國攝影》2024年8月刊部分內(nèi)容與被采訪人過往出版物中已發(fā)表內(nèi)容保持一致
曉莊年表
1933年冬，出生于浙江奉化裘村鎮(zhèn)曹村。1949年 3 月，參加浙東四明山區(qū)游擊縱隊。1950年 3 月，在 解放軍麓水報社開始從事攝影工作。1951年，《海上剿匪》，在畫報上發(fā)表的第一張照片，發(fā)表于 1951 年第三期《華東戰(zhàn)士》畫報。1952年 9 月，轉業(yè)至 《新華日報》任攝影記者 。
使用蘇制基輔相機，1954 年
1959年9月，作為江蘇省體育代表團攝影記者參加第一屆全國運動會釆訪。
1962年，《踏碎銀波》 入選“中國攝影五十年攝影展”。
1968年，承擔南京長江大橋通車拍攝任務。
1970年 1 月，下放至南通，先后在《南通日報》和南通市文化局工作。
1977年，《生機勃勃》入選全國影展獲優(yōu)秀作品獎。
1980年 3 月，調(diào)至江蘇人民出版社，籌辦全國性攝影刊物《光與影》攝影藝術雜志并任主編。
1985年，《專業(yè)戶進城》在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舉辦的“全國婦女攝影展覽”中獲得銀牌。
1986年，獲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xié)會頒發(fā)的榮譽證書。
1987，《古鎮(zhèn)煙雨》入選“中國風光攝影藝術展”。
1987年，獲新聞出版總署、中國出版工作協(xié)會 頒發(fā)的榮譽證書。
1989年，《光與影》作為發(fā)起單位和東道主在常州召開了全國攝影報紙雜志主編會議，增加了攝影報刊之間橫向聯(lián)系。1992年 12 月，獲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頒發(fā)的“榮譽杯”。1995年，策劃、編輯的《中國三峽》榮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2006年，中國攝影家協(xié)會授予突出貢獻攝影工作者稱號。2008年 8 月29日，在北京舉辦“激情歲月：曉莊攝影作品展”。
2009年 9 月，獲中國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頒發(fā)的“從亊新中國文藝工作六十年榮譽證書”。
2010年 7 月31日，在家鄉(xiāng)奉化舉辦“與新中國同步：奉化籍攝影家曉莊從影 60 年回顧展”。
2011年 10 月，在淮安國際攝影館舉辦“蹉跎歲月：曉莊攝影作品展”。
2019年 9 月，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f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紀念章。
2022年 11 月，獲江蘇省文藝大獎·第四屆攝影獎，終身成就攝影藝術家。
夜拍長江，2022 年 10 月 肖爾雅（曉莊之孫）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