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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我們看到有關長城的攝影作品多拍攝于白天，但是攝影師李宗獻卻醉心于記錄夜幕降臨以后的長城，他歷時三年，從甘肅嘉峪關至遼寧丹東虎山長城，行程近一萬公里，走遍我國現(xiàn)存明長城遺址，克服艱難險阻，用鏡頭捕捉記錄了中國夜長城的靜謐、雄渾與滄桑。

當相機鏡頭對準的不是當下的一瞬，而是千年的巋立，它要呈現(xiàn)的是什么?對于一位考古學者，這個問題并不難答:與繪圖與拓片一樣，照片是考古記錄的構成部分，提供實物的圖像。然而，當考古被交付給一位詩人，答案還是這么簡單嗎?法國詩人謝閣蘭(Victor Segalen, 1878-1919) 1914 年與 1917 年的中國考古攝影顯然留給我們更多思索。

“與家人在家”聽起來似乎是平淡無奇的一句話，但是對于攝影師劉思典來說，卻意味著糾結、復雜的代際關系。由于疫情封固了腳步，與父母長時間的相處給了劉思典重審親情關系的機會。離開父母之后她采用影像裝置的方式復現(xiàn)了“與家人在家”的場面。對她而言，這不僅是一種與家人，同時也是與自己和解的一種方式。

來自江蘇的攝影師張惠珍從2018年開始，通過查閱資料對晉北野長城有了初步的了解，當她前往山西陽高一帶考察、拍攝的過程中，不斷被那種雄偉、蒼涼的景象所打動，當時就下決心將晉北古長城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的題材拍下去。后來，由于疫情，她很長時間都沒有機會重返山西，但是野長城成為她心中的一種牽絆和呼喚。2021年5月，她再次踏上對晉北古長城的拍攝之旅，集中對朔州一帶進行了為期5天的探訪。除了用無人機航拍野長城雄偉的身姿，張惠珍更加關注長城周邊村落的樣貌、古堡人家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場景，她想用鏡頭反映晉北野長城古堡人家的變化，記錄長城邊民的過往和今昔。

中國裔藝術家靳華于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時，在所生活之地加拿大蒙特利爾地區(qū)開啟了自己的攝影項目《2020視覺日記》，持續(xù)一年觀察自然的變化，并在社交平臺上分享，以視覺日記的方式去抵抗疫情帶來的焦慮、不安、恐懼和孤獨。

在巴黎的秀場，在上海的街頭，在云南的密林中，在青海的藍天下……孫瑞祥總是在路上，在尋找。“尋找”是現(xiàn)代人的人生主題，也是攝影師孫瑞祥的創(chuàng)作母題。相機的鏡頭就是他的眼睛，如同白鴿掠過城市上空，在紀念碑下稍作停留，然后繼續(xù)振翅，俯瞰似水年華，他拍下生活中的一幅幅畫面，回憶從不停歇。

時光荏苒歲月無情，絕多大多數(shù)長城已經(jīng)處于即將消失狀態(tài)，特別是年代久遠的戰(zhàn)國，秦漢，北魏北齊等長城，把這些時代不同，形態(tài)不同，材料不同的殘破長城最后的壯美留下來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百余年來，滇越鐵路的運行，使得彩云之南的近現(xiàn)代社會、文明、工業(yè)諸多方面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沿途的豐富地形地貌、人文百姓生態(tài)，以及法式建筑風格的眾多火車站遺址等，一直吸引著眾多的攝影人。歷來不乏對滇越鐵路詳盡而持續(xù)的影像記錄，這條至今還在運行的米軌，已經(jīng)由交通工具演變成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文化線路，它更像一個影像的引領與招魂者，將攝影人單純的對鐵路的愛最終引向人生百態(tài)的記錄。

2002年2月，《中國攝影》推出了專題“莊學本：一位被淡忘的攝影大師”，44頁的專題體量占到了當年100頁雜志的近一半篇幅。我們在當期的專題“編后記”中寫道：“歷史的鉤沉需要做出迅速的努力，眾多珍貴的資料正在沉沒于深不可測的時間之流中……如果我們這個專題能夠喚起攝影界內外對這些珍貴資料的重視，喚起有關的機構和學者們對這些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投入足夠的人力和物力，這應該是中國攝影界的幸事，也是對莊學本等老攝影家最好的紀念?！弊屛覀冾H感欣慰的是，這期雜志之后，莊學本研究成為中國攝影界，甚至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課題，重新發(fā)現(xiàn)莊學本被稱為“幾十年來中國攝影史學最重要的收獲”。

本文選登了關于2022北京冬奧工程建設的影像，這些影像既有來自北京媒體記者和攝影師的鏡頭之下，又有出自張家口本土攝影師之手。他們用影像見證了奧運工程“萬丈高樓平地起，盤龍臥虎高山齊”，記錄了建筑工人“建功立業(yè)汗水灑”“工神斧鬼巧雕琢”，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這些奧運建筑工程影像也映射了我們百年奧運之路的曲折和綻放。

2021年5月，《攝影何以為史：博蒙特·紐霍爾的攝影史研究》一書由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作者祖宇在書中清晰勾勒了紐霍爾如何通過一個開拓性的攝影史展覽《攝影：1839-1937》與一本不斷版本更新、并最終定名為《攝影史》的攝影史專著，來一路推動攝影史成為美國藝術體制與學術體制中的一個確定領域的歷史過程。通過聚焦于《攝影史》這本在攝影史領域屬于學科奠基性著作的成書過程，祖宇以絲絲剝繭的細膩手法，也讓我們了解到紐霍爾在攝影史這門學科形成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他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鳥類的種種美好不曾為人類而改變，卻常因人類的好惡而遭涂炭。鳥類攝影，看似捕捉的是靈動的飛羽，其實是攝影者內心世界的投射；對鳥類的觀看，映照著的是我們對于自然的態(tài)度。鳥類拍攝中的倫理問題，其實也可以延展到其他領域有關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關系問題。當觀鳥已經(jīng)逐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鳥類攝影成為流行的拍攝題材，觀鳥和拍鳥也就成為了觀察攝影生態(tài)的重要窗口之一。

矗立在中國各地的一座座“白宮”式建筑，包含著人們對于法治理想的追求、權力的想象、文化的認同、財富的渴望以及純粹個人喜好等諸多復雜的因由，構成“白宮”意象的萬花筒，是一個既包容吸納、又缺乏主體性和文化認知的文化現(xiàn)象。這些“白宮”靜默無聲，卻無不擁有自己的故事，也無不折射出時代的大眾心理，映照著一個時代。它們，仿佛是一座座特殊的“紀念碑”。

改革開放以來，在短短40多年的時間里，義烏的交易模式從肩挑貨擔的游商到小地攤商販，再發(fā)展到現(xiàn)如今擁有營業(yè)面積470余萬平方米、商位7萬個、從業(yè)人員21萬多、經(jīng)營4202個種類、170萬個單品的大型商品樞紐。

老安，本名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 Cavazzuti），意大利攝影師、獨立紀錄片導演，畢業(yè)于威尼斯大學中文系。1981年來華短期進修，次年留學復旦，遂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在華的四十年，他用照片和視頻持續(xù)觀察著中國的變革，記錄了一個個與眾不同的中國故事。

陳維從2005年轉到攝影創(chuàng)作上，因其觀念性的擺拍而廣為人知。他的早期作品更傾向于描繪荒誕的事物，希望從現(xiàn)實生活剝離出一個大家習以為常卻又不曾認真關注的時刻或群體。近些年，他的攝影創(chuàng)作多在工作室做漫長的搭建，以舞臺裝置和情景再造為基底，然后進行定格拍攝。他的作品往往模糊了現(xiàn)實與虛構、日常與非日常的邊界，以對某個生活場景或某個城市的樣貌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

從2011年創(chuàng)辦以來，“TOP20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已連續(xù)舉辦6屆。10周年的沉淀使得“TOP20”已經(jīng)成為匯集國內當代攝影最優(yōu)秀藝術家和觀察中國攝影前沿藝術動向的重要平臺。

下面這份長長的書單里有210本（套），涵蓋了上面所說的各類攝影書，它來自過去五屆中國攝影圖書榜中512家機構及個人送評的1495種圖書，既有入榜圖書，還有《中國攝影》編輯部在每屆圖書榜榜單之外推薦的閱讀書目，兩者一起形成每年國內攝影出版的一個較為全面的檢視。

隨著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的空間改造完成，韓國攝影師具本昌的展覽《徘徊久——具本昌攝影（1990-2021）》成為了新空間中的首個藝術家個展。該展覽以具本昌早期作品“初始”為起點，梳理了他近30年來的“面具”“息”“白瓷”“金”等共13個代表性系列的78件作品。9月4日，在展覽開幕的當天，韓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銜參贊兼文化院院長金辰坤先生在致辭中表示，本次個展是目前在中國舉辦過的最大規(guī)模的韓國攝影家個展，這在助力“中韓文化交流年”這一層面上意義非凡。

黑人族群與其他族群一樣，有他們對烏托邦式生活理想的追求，并讓我們看到黑人族群所具有的各種復雜面向。而且，也讓觀眾和藝術機構反思他們自身是否對黑人藝術家作品存在偏見和歧視。美國各藝術機構近年持續(xù)舉辦許多黑人藝術家作品展覽，相信能夠彌補藝術史上關于該族群藝術家貢獻的篇章。我們期待著看到更多黑人及亞裔等其他少數(shù)族群藝術家作品的呈現(xiàn)。

隨著電影《長津湖》的熱映，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艱苦卓絕的環(huán)境條件和殘酷的戰(zhàn)爭場面讓人悲痛。志愿軍戰(zhàn)士保家衛(wèi)國的錚錚鐵骨讓人敬佩。跟隨廣大志愿軍戰(zhàn)士奔赴前線戰(zhàn)場的還有一批手拿相機的戰(zhàn)士。他們是戰(zhàn)爭的見證者、記錄者，共筑了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ARIGATO，日語里意為謝謝，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劉占崑說，這是他在東京奧運會期間聽過最多的日語。 辛丑之夏，全世界的體壇高手匯聚五環(huán)之下，展開力與美的角逐，展示共同抗疫的信心。一張張笑臉、一行行熱淚、一個個精彩瞬間、一只只特色口罩……構成了劉占崑的奧運記憶。

在翟紅剛《黃河厚土》系列作品中，我們能看到他將鏡頭對準了多個城市黃河沿岸的自然景觀、人文風貌，以及被改變或正在被改變著的依河而生的人們的生活。他用照片為我們展現(xiàn)著樸素的場景、講述著有種種背景的現(xiàn)實故事。但，這并不是這組照片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理由。

挎上相機，給筆管吸滿墨水，朝向山野和村落，向銀須飄飄的光陰老人走去。